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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共济会会员

   日期:2020-01-13     浏览:12    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满清首任驻英公使的共济会活动记录转载 2020-01-11 04:16:12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共济会会员(2)​满清首任英法公使参加共济会活
 满清首任驻英公使的共济会活动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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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共济会会员(2)
 
​满清首任英法公使参加共济会活动的记录
郭嵩焘(1818年—1891年),湖南湘阴人。晚清高级官员,湘军创建者之一,中国首位驻外使节。光绪二年十月出任满清首任驻英公使,光绪四年(1878年)兼任驻法使臣。
 
郭嵩焘著有日记《使西纪程》、《养知书屋日记》、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等。
 
日记中1878年10月,有其参加英国共济会一次活动情况的记述,这大概是现存可考的最早有关“共济会”活动的中文记录。
《日记》中提到共济会记作“茀利密森斯会”——这是Free-masons即“自由建筑师(石匠)”一词英文的音译。
 
郭嵩焘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​摘录:
 
 
 
 
郭嵩焘记载了共济会的会议情况:
 
“(共济会员)先运其箱椅至,有巨椅三筵。后筵一为人眼,一为日,一为火。
 
稍下,一为测天仪器并星,一为起造房屋,一为测海仪器,如曲尺及三角尺。
 
两旁柱亦各不同,柱端一为菜叶,一为卷棚,一为方棋。”
 
​筵,即挂毯。此所说三筵,是绘制共济会符号的三块挂毯,挂图。​
 
 
 
 
绘制各种共济会象征符号的挂图
 
一块绘有“人眼”、“日”、“火”(光)。
 
眼即独眼,共济会崇拜的上帝之眼,又称“全视之眼”(All-Seeing-Eye)。日、火(光)均为共济会符号。
 
“测天仪器并星”,应是圆规、曲尺等,郭氏把它们当成了测天仪器。
 
“两旁石柱”,所谓“菜叶”、“卷棚”和“方棋”,是共济会的神柱,它们是支撑所罗门圣殿大门的两根支柱,左边的名为Boaz,右边的名为Jachin,有时也会以三根柱子表示,自左到右分别是“古希腊”(小亚细亚)的多立克式、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三种风格,代表了犹太人所罗门圣殿信仰的“三大法则”:力量、智慧和美丽。
 
郭嵩焘对于共济会的历史叙述如下:
 
“询知茀利密森斯会起于两千年前犹太国主沙洛门,尚在耶稣之前。其初以测量营造为名,故至今仍为石工会。积年既久,尽失其故,不知作何营干。”
 
所谓“犹太国主沙洛门”者,即犹太人王所罗门。根据共济会神话,所罗门建造了共济会的第一圣殿。圣殿建筑师即共济会。
 
最后,郭嵩焘记载一则有关共济会秘密性的轶事:
 
“入会者禁不得外泄。每年择地一会。曾有妇人入大坐钟内,置所会厅窃窥之。会中人知之,破钟。邀此妇人明誓入会,其事终无有知者。”
 
 
 
【郭嵩焘简介】
 
​郭嵩焘(1818年—1891年),湖南湘阴人。晚清高级官员,湘军创建者之一,中国首位驻外使节。也是福建船政学堂——中国第一座海军学校的创办者。
 
光绪元年(1875年)初,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,授福建按察使。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,郭嵩焘慨然命笔,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《条陈海防事宜》上奏。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,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“末技”,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。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,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。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。恰在此时,云南发生“马嘉理案”,英国籍此要挟中国,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,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“通好谢罪”。
 
八月,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,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。 
 
十一月四日,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,上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》,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,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,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,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。因此郭嵩焘遭到毁谤,“汉奸”、“贰臣”之类的指责咒骂,汹汹而至。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,多加勉励。 
 
光绪二年(1876年)冬,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,在伦敦设立了使馆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兼任驻法公使。赴英途中,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《使西纪程》,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,主张中国应研究、学习。
 
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,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、漫骂,直到郭嵩焘去世,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。郭嵩焘到达英国后,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、教育和科学状况,访问了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报社等,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,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。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,提出很多学习西方的建议。
 
 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,上奏清廷,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,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在新加坡、旧金山、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,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。
 
郭嵩焘出使期间,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,并接待安置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。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,分寸合度,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,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,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,英、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。
 
光绪三年(1877年)七月,郭嵩焘与守旧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。刘锡鸿暗中对郭上书诋毁,指责郭嵩焘有“三大罪”:
 
“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,即令冻死亦不当披。”
 
“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,堂堂天朝,何至为小国主致敬?”
 
“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,仿效洋人之所为。”
 
刘锡鸿称:“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,我肯定不能容下他。”
 
又密劾郭嵩焘罪责“十款”,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。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。
 
国内守旧派亦强烈响应,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“有二心于英国,想对英国称臣”等语。
 
光绪五年(1879年),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,黯然回国,称病回籍。
 
​ 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。大骂郭嵩焘“勾通洋人”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。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,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。
 
 
郭嵩焘蛰居乡野后,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,宣传禁烟。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。光绪九年(1883年)正月初一,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:“眼前万事随云变,镜里衰颜借酒温。身世苍茫成感喟,盛衰反复与谁论?”
 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郭嵩焘病逝,终年73岁。他去世后,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,并请赐谥号,但未获朝廷旨准。清廷上谕再次强调:“郭嵩焘出使外洋,所著的书籍,颇受外界争议,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。”
 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郭嵩焘病逝,终年73岁。​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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